北平市军管会颁布的接管人员工作条例。
北平人民赠送给解放军的锦旗。资料图片
油画《古城之春》,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该画作展现了解放军进驻北平,群众夹道欢迎的场景。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官网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是隐蔽的。随着成片的国统区被解放,共产党组织由地下走到地上势在必行。194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老解放区的党组织由秘密建党转向公开活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要求新解放地区也逐步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回顾1949年前后北京(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北京)党组织建设尤其是纪律建设,对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严守地下斗争纪律
20世纪40年代初,为争取更广泛的中间力量的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为中共地下党制定了“十六字”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三勤”政策(勤学、勤业、勤交友)。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方针政策继续执行,也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遵循。
早在1946年夏,中共北平市委就组织全市各大、中学党员和积极分子100多人,到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举办的训练班。根据“十六字”方针,大家研讨如何从思想上组织上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为学员讲授党的建设问题。他强调:一定要克服少数进步分子脱离大多数群众,只在自己人中间搞政治色彩过浓活动的偏向。
在敌占区潜伏,革命气节非常重要,地下党员的骨气、志气、锐气、正气,直接关系工作成败。为加强城工部与敌占区城市秘密而快捷的联系,1947年2月,北平正式建立电台。随后,报务员艾山、译电员方亭先后被派来。刘仁与派出人员谈话时,着重进行气节教育。他说,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可能被捕,甚至牺牲。他对报务员艾山说:“到敌占区去,环境是残酷的,很可能被捕……你如果牺牲了,我们给你开追悼会。”这掷地有声的话,让艾山十分激动,深受教育。
严格保守秘密,是地下党员必备素质。刘仁为电台工作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一律停止组织生活,杜绝一切社会联系,不与亲友往来,不允许到公共场所活动,不上影剧院,不读进步书刊,深居简出,“安分守己”。刚到北平不久,方亭在巷子里遇见一个同学,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她迅速搬了家。报务员、译电员的工作严格分明,互不接触,交通员也不知道电台的具体地址。方亭与联系自己的交通员固定见面,一连两三个月这是她唯一见过的同志,每次短暂交涉便匆匆分开,对方的名字都是快解放时才知道。回到北平的方亭,已经4年多没有见过母亲了。近在咫尺却不能见面,方亭只好将思念藏在心底,期盼北平早日解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4日下午,中共北平市委在国会街礼堂(现宣武门新华社院内)召开全市地下党党员会师大会。由于礼堂容纳人数有限,全市3376名党员中有2000多名到会,主要是城工部所属学委(含文委)、工委和铁委系统的党员及平委总支委员以上干部。参会之前,同志们如往常一样做好了“伪装”,戴着帽子、墨镜、口罩。当得知党员身份可以在党内公开时,大家突然发现最可亲的同志竟是同事或同学甚至是亲朋好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呼“原来是你啊!”“原来你也是!”大家欣喜若狂,握手、拥抱,喜极而泣。这一幕,正是地下斗争时期严密组织纪律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党从地下走到地上的历史缩影。
严格入城接管纪律
接管北平具有新中国奠基礼的意义,为国内外观瞻所系,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接管北平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过问也很细致,1948年底他叮嘱华北局负责人,“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话中将此行称为进京“赶考”,重申“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组成北平市党政军领导机关,任命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随后,彭真、叶剑英率领接管干部从石家庄出发。12月21日,到达良乡。同日,市委发布《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要求必须严格遵守“生活一切照旧,保持原来朴素整洁的习惯”“缴获接收的一切物资,全部归公,不得私用一草一木”“对外发表主张,如不是属于党的既定政策,党已有原则确定者,须事先请示批准”等6条纪律。在良乡,加紧入城接管工作培训,包含思想纪律教育。
1948年12月2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约法八章”。12月28日,叶剑英签发《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的通告》,规定了“入城纪律十四条”,细化了“约法八章”,要求入城人员服装整齐,注意礼节,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准私入民宅,遵守群众纪律等。1949年1月22日,市军管会又发布《接管人员工作条例及接管纪律》,要求“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本会颁发的入城纪律守则”“严格执行按级请示报告制度”“不得接受被接管机关的任何公私馈赠”等6条接管纪律。
即将进城警备的解放军第41军,也在加紧进行政策纪律的学习。军政委莫文骅曾这样回忆:121师搞了“政策点名”,一个干部拿着花名册,念一个名字、点一条政策纪律,要求战士对答如流。战士们把城市政策和纪律写在小纸片上,贴在枪托上,以便随时背诵。123师“评入城资格”,专门制定了“六项条件”,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驭手,一个一个评,谁不够条件,就甭想入城执行任务。369团一个大个子副指导员,在张家口战斗中缴了一支钢笔,揣在衣袋里。这次评议,连部的人都认为他没有入城资格。他做了两次检查,大家还是不同意他入城。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的这一天,莫文骅率领121师指战员,从西直门进城,接管北平防务。市委率领的接管干部,也随之对北平城区的文化、物资等系统展开全面接管。至4月中旬,接管任务基本完成,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劫收”形成鲜明对比,被国内外誉为空前成功的一次接管。41军也出色地完成警备任务,即将奉命南下。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欢送会上,朱德总司令讲话特别强调:一个军队有了严明的纪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才能打胜仗。北平各界群众代表为41军各师赠送的锦旗,有一面写着“秋毫无犯、仁义之师”。
加强纪律监督和检查
接管的考试通过了,而执政的考验才刚刚开始。1949年4月18日,北平市第一次党员大会召开。会上,彭真再敲警钟:“有许多同志进了北平不想别的,就想住大房子,坐沙发,这就容易被资产阶级同化,这就不是解放军进北平,而是李自成进北京了……要知道北平是封建官僚的海……是几代国都所在地,是封建势力最大的地方,一定要警觉。我们不怕衣服穿的不好、房子住的不好。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建立新中国。我们不比房子住的好坏,要比如何做好工作,如何为工农服务……没落阶级讲究浮华、排场、奢侈,这有什么用处!”
鉴于公开党支部和党员的条件基本成熟,6月18日,市委决定在党诞生28周年纪念日之际,全市各工厂、学校、机关将党的组织和党员名单全部公开。对此,有的党员认为自己水平低,怕公开身份后起不到骨干作用;有的习惯秘密工作,怕公开身份后得不到信任。6月29日,《北平解放报》发表《党的支部必须全部公开》的社论,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一家,并不是两家,党的组织公开,把党放在群众监督下面,就好比放在太阳下面一样,正可以利用群众力量的帮助,纠正党与党员的错误。”北平地下党公开,打消了一些群众对党的误解。辅仁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你们党敢公开,证明你们不做坏事。国民党做坏事,就不敢公开。”7月,全市党组织实现由隐蔽向公开的转变。
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言的,有些人会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1950年初,北京市党政机关普遍进行了一次检查作风、检查纪律的运动,初步检查即发现182名党员干部有贪污、腐化行为等。为加强纪律监督和检查,同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5月18日,彭真在全市党员大会作报告。报告中,他就如何永葆党的纯洁性提出四条措施:第一,依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第二,依靠跟群众密切联系,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第三,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内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四,依靠制度、法律和纪律来监督保证。彭真进一步指出:“党内违反纪律的,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政府工作人员犯法的,由人民检查委员会处理,有的要送法院治罪。”
1949年前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大转折中,北京党组织面临任务和所处地位的变化都是根本性的。面对这一巨大挑战,北京市党组织牢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决不当李自成”的告诫,以纪律建设为抓手,高质量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
(作者 宋传信 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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