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交汇中的泱泱文脉

时间：2024-09-02    作者：佚名     来源:甘肃纪检监察网

　　

　　《四库全书》各部所用封面颜色很有讲究，系以经史子集对应春夏秋冬，以春绿、夏红、秋蓝、冬灰对应四部。

　　

　　扬州文汇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扬州文汇阁是贮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近代毁于战火，2023年复建完成，为扬州运河文化景观再添新彩。文汇阁藏书曾为扬州学派的发展壮大提供基础。中华文脉历千年而绵延不断，从文汇阁的前世今生中可见一斑。

　　阁仿天一，契合扬州园林城市特色

　　扬州北护城河畔，是扬州一条重要的游径，它串联起了瘦西湖、史可法纪念馆、个园等名胜。2023年复建完成的文汇阁，也在扬州北护城河畔，这个夏天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来看看昔日贮藏《四库全书》的藏书阁的模样。

　　《四库全书》修成后，贮藏在七个地方，其中北方四处，分别是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圆明园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南方三处，分别是杭州文澜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南方三阁，都在江南地区，足见清代江南人文鼎盛。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而文汇阁的建造，最初是为了存放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这部类书虽然在规模上不及《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散佚严重，而《古今图书集成》全本至今仍存，于是它便成了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类书。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朝廷决定将七部《古今图书集成》分别存放至七座行宫内，其中，扬州天宁寺行宫一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两淮盐政寅著看到这些历康熙、雍正两朝才编成的书籍，排列整齐，且全用铜活字印刷，可谓世间罕见。如何妥善存放？他左思右想，提出了一个好建议，“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佛天一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也就是在扬州天宁寺行宫内，仿造宁波天一阁建造藏书楼，贮藏《古今图书集成》。

　　两淮盐政管辖淮北、淮南盐政，其官衙驻地在扬州。不过，寅著并不擅文采，其奏折中偶有别字，行文亦有不通甚至前后矛盾之处，乾隆不止一次批评过。寅著能提出这样的建议，与其工作经历和当时江南的文化氛围有极大关系。

　　乾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正在编纂中，朝廷得知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明朝相传至今，能防火防潮防蠹，虑及将来存放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便安排时任杭州织造的寅著前往探明究竟。

　　寅著不负所托，在奏折中详细描绘了天一阁的设计，如设置六个开间，取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又如上下两层俱设门窗，“两面贮书，取其透风”等，以及阁外假山、水池、亭台的建造情况，同时绘制了天一阁的建筑图。朝廷完全采纳天一阁范式，以此建成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等，“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在扬州再建一个类似天一阁的藏书阁，既与北方四阁风格统一，也十分契合扬州园林城市的特色，很快便付诸实施。

　　文汇阁的修建，在扬州人看来既是美事，也是盛事，扬州盐商在修建过程中出力不少。扬州盐商富甲天下，与朝廷关系密切，许多盐商贾而好儒，热心弘扬文化、热情资助文学家、艺术家。正如乾隆所说，“伊等情殷桑梓，于此等嘉惠艺林之事，自必踊跃观成，欢欣从事也。”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藏书楼建成，乾隆赐名“文汇阁”，题额“东壁流辉”，他还欣然题诗，写下了“规拟范家制，工因商众擎”的诗句。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文汇阁遵照范钦天一阁的规制，其建造得到了扬州商人的资助。

　　从建成到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文汇阁存在仅七十余年。对她的怀想，不仅存在于扬州人的文化记忆中，也存在于世人关于扬州的文化记忆中。嘉庆年间修成的《两淮盐法志》记载，文汇阁下“碧水环之”，“右为修廊，前为御碑亭”。《鸿雪因缘图记》也说“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两书均配有文汇阁图，图中“文汇阁”“东壁流辉”等文字标注清晰可见。这一鳞片爪的记载，正是今天复建文汇阁的重要依据。

　　崇尚文教，扬州与《四库全书》缘分深

　　盛世修典。整理存世典籍是一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非国家举办不可为之。明代的《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历时六年修成。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和经济六大编，各编下设典，典下设部，共32典6109部10000卷，约1.6亿字，前后耗时二十八年。《四库全书》的编纂，汇集全国四百余名学者近十年的功夫，专事缮写的就有四千余人，成书约7亿字，耗费巨大。

　　为确保《四库全书》应收尽收传世典籍，朝廷下旨广征天下藏书家秘本，抄录后，原则上退还各家自行收藏。献书五百种以上的藏书家有四位，朝廷分别赏赐一套《古今图书集成》，“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古今图书集成》系雍正年间用铜活字印刷，当时只印了64部，极其珍贵。扬州马振伯进呈图书776种，拔得头筹。这些书是其父亲马曰琯和叔叔马曰璐（号称“扬州二马”）所藏。“扬州二马”从事盐业积累起万贯家产，但不爱奢华，而是搜罗典籍，广交文人，其诗文颇有可观处。

　　《四库全书》中的扬州元素远不止此。当时两淮盐政李质颖进呈钞本、刻本书共计1708种，除上述776部为“扬州二马”的藏书外，其余932部系扬州盐商江春等访购。参与编校《四库全书》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其中与扬州相关的就有一代经学大家扬州高邮人王念孙，有精于名物制度考证的扬州兴化人（今兴化属泰州）任大椿，还有曾任扬州府学教授的金兆燕，长期在扬州梅花书院担任掌院的姚鼐等等；编入《四库全书》的，有全祖望笺注的南宋王应麟撰写的《困学纪闻》，厉鹗的《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全祖望和厉鹗常年居住在“扬州二马”小玲珑山馆中的“丛书楼”读书，这三本书都是在扬州完成的……

　　“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长江和大运河于此交汇，居交通要冲，富盐渔之利，文化积淀深厚，我们且不去追溯明清以前的名贤巨擘，明清以来，扬州于学术上的成绩颇为可观。

　　近代文献学家张舜徽有云：“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又说“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扬州书院亦多，史上留名的，就有安定、梅花、广陵、维扬、敬亭、乐仪、珠湖、文正、画川、胡公等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者。

　　扬州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学术氛围是朝廷在此建藏书阁的重要原因。《古今图书集成》入阁后，为使《四库全书》“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朝廷决定在北方四阁之外，再缮写三份，分别安放于扬州文汇阁等南方三阁，“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这也使扬州当之无愧成为古代图书集聚地之一。

　　扬州人对《四库全书》的珍爱与执着是发自内心的。《四库全书》入阁后，扬州人汪中以一人之力，遍校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等南方三阁藏书，积劳成疾，病逝于杭州；嘉庆初年，时任浙江巡抚的扬州人阮元陆续搜求《四库全书》未收书170余种，进呈朝廷，并撰写《四库未收书提要》，开创了《四库全书》成书后增补的先例。为弥补文汇阁《四库全书》已毁的遗憾，前些年，扬州以原文津阁本为底本复制了全套，其印刷、纸张和色彩与原版几乎一致，如今珍藏在文汇阁，使“书阁合一”。

　　书惠士子，扬州学派结出累累硕果

　　清朝编纂《四库全书》，并不只是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明代类书《永乐大典》散佚严重，也不只希望丛书《四库全书》和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相得益彰，内在动因之一是源远流长的尊儒崇经的传统，以及这一传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乾隆在《文渊阁记》中写道：“故予蒐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后来他为文汇阁题诗，更是直接点明“发帑增抄书四库，更非捷径为崇儒。”

　　“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如此说。《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不只是知识，其中蕴含着古代人所认可的真理，这些他们笃信的道理，构成了他们的价值理念，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特色。

　　正如四库馆臣所说，“以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清朝两次主动下旨，要求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向社会开放，“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这是南方三阁的重要特色，藏书阁中的书因此得以与江南的读书人联系起来，从而使藏书真正能够惠及学人。

　　《四库全书》入藏扬州文汇阁，与扬州代不乏人的文化积淀、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潮流汇聚在一起，对扬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扬州学派以经学研究为主，其核心人物与《四库全书》众多编纂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念孙的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尽得特召参加《四库全书》编修的戴震的真传；汪中年轻时受到当时江苏学政后来充任《四库全书》总阅的谢墉的器重；焦循一生牢记年少时江苏学政后来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刘墉关于“不学经，何以足用”的教诲；阮元重“实践”的经学宗旨源于“于经术无所不通”后来也充任《四库全书》总阅的朱珪……

　　扬州学派以“通”“创”为主要特点，与《四库全书》编纂者的学术主张正相呼应。中国古代经学，由汉唐注疏演为宋明义理，同属于经学，前者以训诂求经义，后者以内省明经义，本应互为表里，实际纷争不断。汉学派认为宋学空疏无物，宋学派驳斥汉学支离破碎。《四库全书》编纂者提出，“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如同江河自然交汇，扬州学派对此也有着自觉追求。焦循主张博览众说，将各说放到所产生的时代中去理解，“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阮元强调“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亦主兼顾汉学与宋学，而不可偏废。这些主张，直接推动形成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奠定了扬州学派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

　　扬州学派的研究、扬州学子的研习，受益于文汇阁藏《四库全书》良多。光绪年间修成的《江都县续志》说：“邑中承学之士，由是得尽读中秘之书。嘉道以来，人才辈出，或研究传注，羽翼经训；或咨诹掌故，明习典章。诸子百家之说，各绍师承；握珠怀璧之伦，人有专集。著作彬彬，侔于邹鲁。”将当时扬州学术氛围与孔孟时代的讲究礼义、人文灿烂的邹鲁相提并论。

　　这并非虚言，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记载，当时扬州学派的核心人物就有25位。借助《四库全书》的丰厚资源，凌廷堪撰写了《礼经释例》，刘毓崧编订王夫之的年谱，吴熙载编著了《通鉴地理今释》……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重建后的文汇阁，门前水波漾漾，映照的是文脉汤汤。（赵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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