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存道一代清官张伯行与《唐宋八大家文钞》

时间：2021-03-10    作者：佚名     来源:南粤清风网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选本文化的产物，选本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方式，体现了编选者的文学思想。上图是明代茅坤编写《唐宋八大家文钞》书影，茅坤不仅对每篇文章都有评点，而且对八大家的文章分别有一个总评，这一体例也为清朝张伯行采用。下图是张伯行编写《唐宋八大家文钞》书影，这一页展示的是曾巩的文章，张伯行对曾巩尤其推崇，这是与茅坤版本不同之处。

　　一

　　近期，辽宁省博物馆推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展示了汉语的无穷魅力与中华文化的精深雅致。清朝，有一位享有“天下清官第一”之美誉的官员，他就是张伯行，那么张伯行与唐宋八大家有什么关系呢？

　　在张伯行诸多的清廉之举中，他甫就任江苏巡抚时公布的一篇禁止官员之间相互赠礼的“檄文”备受时人与后人称道，其文不长，但坚定有力：“一黍一铢，皆民脂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水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

　　张伯行吃过不送礼的亏，但吃过亏后仍不愿随波逐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张伯行赴任江苏按察使，照例要向上司总督、巡抚送礼，有吏员告诉他以往是怎样个送礼法，算下来“约需银四千多两”，张伯行说：“我乃清官，岂能办此？”于是他便以自己行囊中携带的一些丝织品、扇子、帕子等物分送督抚，这些礼物只值数十金，结果督抚嫌礼物太轻，都不接受。

　　到张伯行升任江苏巡抚时，他希望能从不送礼这件事做起，逐步淳化官场风气。张伯行任江苏巡抚，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这一年他从福建巡抚调任江苏巡抚。张伯行在福建为官不到三载，多有善政，如果翻检张伯行的年谱，不难发现他在这期间倾注了大量心力在鳌峰书院的教学与刻书事业。

　　对于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张伯行而言，福建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这里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出生地，九曲溪畔，朱熹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历史使他动容。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张伯行到任福建不久，便捐出自己的部分俸禄，在福州九仙山麓购屋数间，建起鳌峰书院。

　　中国古代的书院在教学之外，还具有祭祀、藏书的功能，鳌峰书院也不例外。书院内设“正谊堂”，祭祀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位大儒，这五位大儒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一个书院主要祭祀哪些先贤，宣告了书院所认同的派别、所倡导的思想。张伯行对鳌峰书院的愿景，是将其建设成为复兴程朱理学的阵地。

　　在正谊堂后，是鳌峰书院的藏书楼，“置经史子集若干橱”。张伯行努力为书院学生提供体面的就学条件，“士之来学者，日给廪饩，岁供衣服，无耳口纷营之累，而有朋友讲习之乐。”鳌峰书院很快凝聚了一批向慕圣贤、淳厚笃实的师生，他们在张伯行的带领下，共同开启了《正谊堂全书》的编纂与刻印事业。《正谊堂全书》原刊五十五种，主要收录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有张伯行自己的著作，它的编纂与张伯行复兴程朱理学的宏愿是分不开的。《正谊堂全书》除了上述理学家的著作外，还有一种《唐宋八大家文钞》。

　　二

　　唐宋八大家之所以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这八位大家而非其他人，得益于一部选本的流行。明朝末年，一位叫茅坤的文学家编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实，八大家人选的确定与选本的刊行，都不从茅坤开始，但茅坤的选本影响力很大，此后虽不断有人对八大家人选提出疑义，但均未能改变已经流行的说法，到了清朝，众多的唐宋八大家文选问世，其中就有张伯行的选本。

　　选本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方式，编选者选谁的文章不选谁的文章，选哪些文章不选哪些文章，已经透露出了他的文学理念，编选者甚至可以不再多写一字，而高明的读者自能会意。

　　明朝茅坤编辑《唐宋八大家文钞》，背景是其时文坛上的两股潮流相互竞争，一者主张文宗秦汉，一者主张文宗唐宋，而茅坤推崇唐宋散文。清朝张伯行编辑《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是基于其复兴程朱理学的宏愿。

　　前文提到了张伯行在福建任官时主持编纂了《正谊堂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其中一种。《正谊堂全书》五十五种，分为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个部分，《唐宋八大家文钞》在立言部，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张伯行为《唐宋八大家文钞》撰写的序言，也是从立言说起的。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张伯行认为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原是分不开的，“古之圣贤，本其德而垂诸言，以为功于万世”。只是到了后世，三者各有所立，而难以兼而有之。“文章一道，近于古之所谓立言者”，要立下一家之言本就很难，而要称得上大家就更难了。

　　张伯行从文学的“盛衰升降”为唐宋八大家做出了定位：《诗》《书》《礼》《易》《乐》《春秋》是为“六经”，这是“治世之文，文之本也”；春秋之《国语》乃衰世之文；《战国策》乃乱世之文；秦朝无文；西汉之文，以贾谊、董仲舒、刘向为盛；东汉文弱；三国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丽，乱杂而无章，立言之士，盖寥寥焉”；到唐宋，这八大家令文章再度“蔚兴”，“固不敢望六经，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汉之盛”。

　　张伯行对八大家的文章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在张伯行看来，文章的好坏，在于是否合乎道。他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其文虽工，而折衷于道，则有离有合，有醇有疵，而离合醇疵之故，亦遂形于文而不可掩”，张伯行便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对八大家文章的批评，选择他认可的文章编入选本，寄望这个选本“不特以资学者作文之用，而穷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

　　与茅坤的选本相比，张伯行的选本首先是规模更加小，茅坤的选本164卷1371篇文章，张伯行的选本仅19卷317篇文章，对于初学者而言，张伯行的选本显然更亲切，正所谓“后出转精”，张伯行的选本在选择篇目与厘定评语时，能够吸取茅坤选本的长处，而避免其短处。张伯行选本最大的特色，是推崇曾巩的作品，三苏中苏洵的作品，张伯行只选了两篇，未免太少。而张伯行推崇曾巩的原因，在于曾巩的文章不仅本于“六经”，而且为朱熹所喜爱。

　　选本鲜明体现了个人或流派的文学品味，有的选本只绚烂了一时，有的选本则流行到了现在。张伯行的选本，直至今天仍在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