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任性”选散文

时间：2023-04-22    作者：佚名     来源:西藏纪检监察网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年轻编辑赵家璧主编一套了十巨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包 含 理 论、论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史料索引。这套大部头著述，聘请了当时亲身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诸路领军人物胡适、郑振铎、鲁迅、茅盾、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分别编选完成。它凸显了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绩，一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面世，便引起大的反响。

　　这批编选人，不仅是作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参与、引领时代风气之先者，当然个性突出。这份个性，在郁达夫编选的《散文二集》中，最为凸显。

　　“大系”中，散文共占两集，由周作人、郁达夫两位编选。虽然是两人编选，彼此的内容，却不宜重叠。据郁达夫记述，当时他们一在北平，一在杭州，是通信来联系设计的。最初本想以文学团体分别：周作人在北平，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熟悉，就选这批作者文章；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主要就选编这批作者作品。后来想，自己选择自己或熟悉的作者作品，一是怕“割爱为难”，再怕“难免不怀偏见”，于是又想依照当时的文学流派为标准，可后来觉着人的思想文章、感触等，总在发生变化，有些流派名称，内涵也有些难以捉摸。最后才决定“以人为标准”。

　　据当时存留下的信件可知，他们对所选作者，有一个分别。郁达夫认为，周作人编选的作品，应包含：郁达夫、徐志摩、庆言（即刘大白）、郭沫若、刘半农。他认为这个名单还应加上徐祖正、江绍原。其余请周作人考虑的作者，郁达夫列有“春苔”（即孙伏园之弟孙福熙）、庐隐、沈从文、绿绮（应为绿漪，即苏雪林）、凌叔华、高一涵、浅草社同人。从成书看，这后面的名单，除去孙福熙有作品选入，其他作者，均无选入，应该是他们当时年资尚浅，作品有限或不够成熟之故。

　　郁达夫自己编选的作家，据他当时的考虑，主要是这么六位：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叶绍钧、林语堂；此外可以添加的，有：川岛、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谢冰莹、许钦文、冯沅君、丁玲及湖畔诗人（即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等）。这是个初步名单，从后来完成的编选看，还有进一步添加或删削。前面六位，显然必须入选，后面的，除丰子恺、钟敬文、川岛外，大都落选。茅盾居书末，入选两篇，又添加了许地山、郑振铎、王统照数人，作品数量皆有限。

　　就是郁达夫编选的这部《散文二集》，尽管编辑宽容，原样出版，可在读者，甚至其他作者看去，却大有可议之处。这可议之处最突出扎眼的，是对鲁迅、周作人二人的选择篇幅。

　　入选《散文二集》的作者共计16位，全数文章130篇（其中如冰心《寄小读者》三、四、一三……等节不分别）。其中鲁迅入选24篇，周作人入选57篇，其他14位作者有选一或二篇，有选略多，也不过三到七篇，共计49篇，不及周作人一人。周氏兄弟两人文章81篇，占据的幅面，超过全书一半还多。

　　入选16人，而其中两人篇目、篇幅，大大超逾其他作者，这不免引人非议。这一点，郁达夫倒不大在乎。他在书的“导言”部分，对此作了解说：“在这一集里所选的，都是我所佩服的人，而他们的文字，当然又都是我所喜欢的文字——不喜欢的就不选——”他选了这么多“二周”的篇章，当然得首先解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详细见《两地书》中批评景宋女士《驳覆校中当局》一文的语中——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这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为何“二周”入选这许多篇幅，郁达夫又补充道：“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都是一样，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根本上，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不过后来的趋向，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分作了两歧。”

　　郁达夫对其他入选作家如冰心、林语堂、丰子恺等也有精妙评说。可是，入选的“二周”作品超逾其他作家总数多多的事实，还是过于“抢眼”了。此时正在编辑副刊，也常在大学授课的沈从文，就在肯定这个“大系”的同时，对郁达夫的选本表达了看法：“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页，分量不大相称。”“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实损失了这书的真正价值。”郁达夫对沈从文，有助益之功；对周氏兄弟，沈从文也十分感佩。他这里的话，显然是根据事实，站在读者立场而发。

　　郁达夫的选及沈从文的评，今天看来，各具立场。文学事，常常不易简单判断。从照应大众方面，完全同意沈从文的论说；不过郁达夫的强烈个性编选，在后人眼里，更可以窥见那个开拓时代天马行空的不羁风采。（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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