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内在机理

时间：2023-07-15    作者：佚名     来源: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图为游客在参观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武夷精舍。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两个结合”，再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5个方面系统阐述“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立意高远，视野宏阔，内涵丰富，原创性强，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把握。

　　“两个结合”的深邃思考、宏大视界和原创性贡献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最有力的体现，“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深刻诠释了“两个结合”，是“两个结合”的典范。

　　“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深刻认识到”既是百年总结，也是时代要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

　　“两个结合”是原创性的。过去“第二个结合”是蕴含同时也是从属于“第一个结合”的，现在把它抽出来从而丰富发展为“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视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意涵。

　　“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彼此契合和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视角看，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体中用”“中用西体”，所要探讨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即“古今中西”。1915年新文化运动前后，那时的人们把西方文化称为“西学”，中国文化称为“中学”，同时把“西学”称作“新学”，“中学”称作“旧学”，又进而把“新学”当作“新文化”，“旧学”当成“旧文化”。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个性解放”的积极意义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片面性则是应当否定的。今天我们对待“古今中西”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应当是：对传统文化既不自卑也不自大，而是自信自立；对西方文化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平视，平等交流对话。既不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这样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主体意识、自主立场，对于摆脱和超越如何看待“古今中西”的纠结和困惑，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说到底是要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井冈山斗争走出了中国革命之路，改革开放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今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重大的成果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起始于西方，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标志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用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小生产，蒸汽机代替了手推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的现代化就是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转化和由此带来的广泛社会变革。如马克思所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由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造成农村屈服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1935年，中国学界有一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论争。之所以会有人提出“全盘西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把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陷入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模式、一条路径。由此来看，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现代化模式终结论”。即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现代化只有西方化这一“单选题”。中国式现代化表明：西方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现代化道路是多选题而不是单选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构建以根本性质、指导思想、鲜明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战略目标、重大关系、世界意义等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入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对外掠夺扩张的弊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格局和版图，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更好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的中国”，也知道“现代化的中国”“文明新形态的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中华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创造，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个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树高千尺也有根，江流万里总有源。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历史底蕴、精神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两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从而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

　　“植根”是核心要义。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根基根本根脉、底蕴底色底气，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这就好比一棵大树长得再高，根也要扎在土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植根的沃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基础。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特别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深刻思考、精辟阐释一以贯之，发人深省。

　　“契合”是前提条件。儒家讲的“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中国哲学阐释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彼此契合是“结合”的前提，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才能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

　　“激活”是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是用真理力量激活伟大文明的必然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性、本土性。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世界性。两者的结合，激活了中华文明，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奇迹。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基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强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强调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特别是强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守正创新、固本开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与以人民为中心，“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传承，也是激活，更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内涵。深刻彰显了“结合”的成果是互相成就，双向赋能，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与“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相互贯通、内在统一。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继“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之后一个凸显主体性、自主性、主动性的重要概念，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一是主体自觉和文化自信。主体自觉是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我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等一系列具有强烈主体性自主性的概念和命题，都深刻体现了主体自觉。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坚定文化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

　　二是中国立场和开放包容。毛泽东曾提出和阐释了“古今中外法”，陈望道先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文版中译本的翻译者，他对“古今中外法”有一个颇为通俗易懂的表达。他说：“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就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这一表述既有鲜明的中国立场，又有古今中外的广阔视野，融会贯通的思想方法。体现了自信自立与世界视野的统一，自主性和贯通性的统一。

　　三是开拓创新和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禀赋，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的当代展现。守正创新体现了变与常、传承与发展，不忘本来与开辟未来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守正创新”是同中华文化讲的“旧邦新命”“返本开新”“固本开新”“革故鼎新”紧密联系并演进发展而来的，是与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相连接相贯通的。坚持守正创新，就要植根中华文化，立足中国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致力于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郭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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