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一个沉思者的精神超越与生命探求

时间：2022-06-13    作者：佚名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冯至（1905—1993），本名冯承植。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学者和教育家。1905年9月17日，出生于河北涿州。1916年，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1921年、1923年，先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和德文系本科。1927年，出版首部诗集《昨日之歌》。同年毕业后，任教于哈尔滨第一中学。1928年，任教于北京孔德学校，兼任北京大学德文系助教，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1930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国任教于同济大学。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同济大学内迁。1939年，转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1941年，创作《十四行集》，翻译《歌德年谱》。1942年，创作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1943年，开始着手撰写《杜甫传》，出版散文集《山水》。1946年5月，参与进步人士组织的“李闻惨案”签名活动，声讨特务暴行。同年7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48年，《杜甫传》开始在《文学杂志》上连载发表，出版《歌德论述》。1949年7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1950年，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创作散文集《东欧杂记》。1951年，完成《杜甫传》，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版译作《海涅诗选》，编选《杜甫诗选》。1958年，出版《西郊集》，参与主编《德国文学简史》。1959年，主持翻译《布莱希特选集》。1963年，出版文艺论文集《诗与遗产》。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78年，当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80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7年，被授予“大十字勋章”。1993年2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89岁。

　　冯至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学者和教育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沉思的诗人”，他一生的文艺实践都执着于超越时代困境，完成对个体生存终极意义的思考，探求人类灵魂的光明道路。回顾冯至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因应时代变动、孜孜寻求心灵蜕变的生命历程。从心系现实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倡导严正生命观的存在主义思想者，再到倾心革命的共产主义同路人，他最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坚定建设者。从“沉思青年”到“热切晚年”，冯至先生的思想演进历程，堪称同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精神嬗变的突出典型。

　　沉思青年觅正道

　　冯至出生在一个趋于败落的盐商家庭，幼年即遭逢生母的病故。如此沉重的人生经历，不仅造就了冯至沉静内敛的个性，也早早奠定了他心系社会现实的思想倾向。这种因为自身遭际而萌生的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好奇，在他于1916年进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后，被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点燃。入校之后，冯至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宣扬新文化、新文学的报章刊物，如饥似渴地接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他最感兴趣的小说家则是鲁迅，在阅读了鲁迅的名篇《药》与《随感录》后，冯至“此后凡有鲁迅作品问世，从不放过，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小事》，反复阅读，深为感动”（冯姚平《冯至年谱》）。

　　如果说对鲁迅的《一件小事》的喜爱，彰显了冯至独特的自省气质与平民关怀，透露了他对“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先天偏爱，那么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他对郭沫若诗集《女神》以及郭氏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热爱，则展露出他深藏在理性面目之下的浪漫主义情怀。而这种深沉的浪漫主义情怀，正是他走上诗人之路的内在动力。至此，“自省气质”“平民关怀”与“浪漫主义”三维，构成了青年时代的诗人冯至的抒情基底，他以此开启了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漫长求索与诗性追问。回顾其在该时段的创作，他的笔下有“在这疮痍满目的时代，他手里拿着多少不幸的消息”的绿衣邮差（《绿衣人》）；有自剖胸怀“取出鲜红的心儿，捧着它到了人丛处”的孤独患者（《不能容忍了》）；也有祈愿“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种光明”的虔诚信徒（《狂风中》）。不满于现实的灰暗却又难觅人间正道，青年的敏锐、脆弱与感伤，构成了《昨日之歌》的内在基调。然而，善于自省的冯至显然不愿自困于个人主义话语的狭小天地。1923年，与思想进步的北大同学杨晦的相识，便成为冯至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1924年，冯至在与杨晦的通信中，借着谈论《少年维特之烦恼》，表示“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一切！”（《致杨晦（1924年1月）》）。1927年，他从北大毕业后，也是在杨晦的鼓励下，主动放弃了北京孔德学校的教职，远赴哈尔滨，担任哈尔滨第一中学的国文教师。正是这段重新深入社会、锻炼自我的生命体验，造就了冯至长诗《北游及其他》中沉郁的写实风格。

　　如果说杨晦是冯至在现实生活中的领路人，那么里尔克则是冯至精神生活中的引导者。1931年，当时身在海德堡求学的冯至致信杨晦，表示自己不仅在《里尔克全集》中看到了自己理想的诗歌与散文，而且经由里尔克提醒，认识到植物所具备的“不亢不卑，忍受风雪，享受日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果，本固枝荣，既无所夸张，也无所愧恧”（《致杨晦（1931年4月10日）》）的品性，实在是现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并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忍耐与工作”的生活态度。毫无疑问，里尔克的出现乃是冯至精神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里尔克一方面促使冯至反思了自身的精英主义倾向，意识到唯有刻苦诚实地工作才能扶助苦难的祖国；另一方面又以“新的神将由俄国产生”的预言，使冯至开始关注日益强大的红色苏联，并且确信“一个伟大的文明在将来。——我们东方的邻居固然现在很迫切，但我觉得将来同我们发生（精神的同物质的）更多的纠葛的还是我们北方的邻居。所以我想在行有余力时，将从宗教同思想的观点上研究这个庞大的风与雪的国”（《致杨晦（1931年10月13日）》）。

　　1935年9月，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冯至自德国返沪，归国当晚，挚友杨晦在与他见面时，即正告“不要做梦了，要睁开眼睛看现实，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冯姚平《冯至年谱》）。9月6日，冯至又与杨晦、姚可崑一起拜望鲁迅，在内山书店附近的咖啡馆里，通过与鲁迅交流德国形势和国内文坛现状，冯至进一步深化了对现实的理解。如果说青年时代的冯至尚有于生活中沉思玄想的余裕，如今身处被日本法西斯阴云笼罩的上海，战争的预感已经迫使他直面现实的沉重。1937年，任教于同济大学的冯至在“八·一三”事变的前夕，坚持在处理完公务后，才乘快艇离开吴淞，返回自己位于法租界的住宅。以这种决绝的姿态，冯至结束了自己悠游求知的青年时代，开启了奔波流离、上下求索的中年岁月。

　　忧患中年镌心史

　　1937年9月，冯至先随同济大学及附中内迁至浙江金华，年底又随校继续向江西撤退。1938年暑假，随同济大学内迁的冯至因为同情进步学生而与杨晦同受迫害。1939年暑假，他辞去同济大学教职，转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在西南联大的7年，正是冯至创作和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生存的艰辛与战时的动荡，造就了他忧患中年的独特心境。在他看来，这场民族战争已经将“光荣与屈辱、崇高和卑污、英勇牺牲与荒淫无度……对立的事迹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感到兴奋而又沮丧，欢欣鼓舞又前途渺茫”（《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现实的重压与自身的无力，使得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选择了逃避现实，更有甚者，不仅逃避，而且进行破坏。冯至深知，极端个人利益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个体与国家的共同衰亡。因此，他对于此种行为及其可能给抗战大局带来的破坏始终深恶痛绝。个体应当如何面对艰难时世，冯至最终走向了海德堡大学时期就接触过的存在主义。

　　经过冯至阐发的存在主义，既保留了原有的概念特征，又闪耀着特殊的时代色彩。他指出：“人生最艰难的课题，需要一个最郑重的精神的行动——决断。”“决断”在当下具有普遍的意义——个人如是，民族亦如是。当战争将死亡常态化之后，无论是什么人“活，需要决断；不活，也需要决断”。（《决断》）在他看来，在战争造就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唯有“决断”才是个体走向美好和自由的必经之路——人生意义的崇高与否，正体现在面对艰难选择的“决断”之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冯至强调一种对生死坦然、对生活“领受”的态度，相信个体生命的局限性反而成就了生命的意义；唯有认真严肃地为人，才能不辜负自我的生命，从而坦然面对死亡。毫无疑问，冯至的这种思想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对人的存在状况的拷问，来唤醒每个人追求真实存在的自觉、勇气和良知，以期由个人的存在自觉达到民族群体的自觉和复兴”（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怀着这样的理念，冯至为身处抗战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开出了“药方”——“工作而等待”。在冯至心中，“工作而等待”具有双重的内涵：“工作”意味着一种积极的生存态度，不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意味着对道路的选择与“决断”；“等待”则意味着个体对“孤独与寂寞的自觉承担”。在他眼中，“工作而等待”是一种“内向又外向”的姿态，着眼现实而又不失长远的生存态度，“外向”强调的是与现实的关联，知识分子应敢于面对现实、具有道德担当，并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汲取现实的养分、积累行动的经验；“内向”则强调了外部经验“内化”为自身的智慧，追求一种含蓄沉着的理性思辨气质，同时也强调了对自身“志业”的坚守。冯至认为，这种生存态度可以重新调和在抗战中趋于紧张的“个体与群体”“长远与当下”的矛盾，重新铸就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冯至在1941年创作出了不朽的《十四行集》。他在诗集的开篇，即申明了自己的“领受”哲学——“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准备着》）而在1942年创作的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中，冯至无意重复伍子胥报仇雪耻的传奇故事，只是截取了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离开熟悉的故土、远赴吴国的生命段落进行详尽刻画。对于自己为何主动为伍子胥的传奇“袪魅”，冯至曾这样解释：“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被磨练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伍子胥·后记》）对伍子胥心态转折的集中阐发，实际上贯彻了他一贯关心的问题——个体在面对动荡的时世时当如何有意义地生存，而伍子胥那种“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伍子胥·后记》）的人格特质，无疑是冯至所向往的生命态度。除了以“决断”激发自身存在的自觉、良知与勇气，冯至还援引了里尔克“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名句，赞美战火中那些“不顾时代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工作而等待》）。在他看来，唯有抱持着“工作而等待”的信念，知识人才能克服当下的困境，助力于战时和战后的中国。

　　1943年，冯至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杜甫。在从西南联大学生丁名楠手中购得仇兆鳌《杜少陵诗译注》后，他开始逐首研读杜诗，着手撰写《杜甫传》。冯至之所以对杜甫投入如许热情，是因为在他看来，杜甫所书写的“诗史”也是“我们的命运”——“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生还今日事，闻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这两句里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对“人民诗人”的热情礼赞，鲜明地昭示着冯至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进一步耦合。一方面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越发深切的感知，另一方面是对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倒行逆施并在抗战胜利后变“接收”为“劫收”的切齿痛恨——“在憎恨中我深深认识到：用外国武器来杀害自己的同胞是最卑鄙的行为。”（《在郊外闻飞机有感》）冯至逐渐意识到，在天地玄黄之际，个体依靠存在主义的“决断”已经无力拯救国家与民族。他在一篇纪念抗战死难者的文章中指出：“我们这组织力薄弱，并且丧失了立体感觉的民族，我们久已没有再建筑起雄伟的万里长城，没有再创造出像龙门，像云岗那样的雕刻了。现在让这些不朽的死者像石像一般矗立在我们面前吧。这石像，能镇定我们紊乱的心情，指示我们将来的方向。”（《纪念死者》）由此不难窥见，他已经决心从狭小的个人主义中突围，坚定地走向集体主义的大纛。

　　自此之后，冯至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中来。他积极为《生活导报》《独立周报》等进步报刊撰写各类散文、论文和杂文，以笔为枪，为昆明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添砖加瓦。1945年12月，他又亲身参与了追悼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四烈士的仪式，并专门为四烈士创作《招魂》一诗，这首诗其后被镌刻在死难者的灵前。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复员，在重庆等候返回北平的冯至又得悉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屠杀民主人士，制造“李闻血案”，他与大量进步人士一起组织签名抗议，愤怒声讨特务的暴行。1948年7月4日，冯至在清华大学见了朱自清最后一面。朱自清这位不屈至死的民主斗士“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的高贵品格，与“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忆朱自清先生》）的勇敢行动，显然进一步坚定了冯至对中共革命事业的认同，加深了他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信仰。

　　此时的冯至不再是游离于时代浪潮的沉思的个体，回望自己从“五四”时期一路走来的坎坷行迹——“如今走了二十多年/却经过/无数的歧途与分手/如今走了二十多年/看见了/无数的死亡与杀戮……如今的平原和天空/依然/等待着新的眺望。”（《那时……——一个中年人述说“五四”以后的那几年》）经历了难以计数的精神苦斗与道路抉择，如今的冯至已经确信唯有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才是整个国家与民族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可能。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牺牲自我的革命志士，正是他在风雨如晦的抗战时期念兹在兹的“工作而等待”的民族栋梁的现实写照——“在混沌中他们是一些澄清的药粉，若是混沌能够过去，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到那时他们也许会在夜里走出去，抚摩他们曾经工作的地方，像是‘一个庞然大物’”（《工作而等待》）。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同年2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冯至加入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游行队伍之中。7月2—19日，他又以北京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冯至真诚地谈及了自己心态的转变：“此后写出的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的新社会负责，正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时我理会到一种从来没有这样明显的严肃性：在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我听到一个从来没有这么响亮的呼唤：‘人民的需要’！”（《写于文代会开会前》）至此，冯至终于彻底突破了个人主义的“狭的笼”，完成了从爱国的沉思者向人民民主革命同路人的身心转换。

　　热切晚年赋新篇

　　身处日新月异的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冯至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各式各样的“新与变”。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代表团，历时七十天访问苏联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东欧国家。在其后出版的散文集《东欧杂记》中，他记录各国风物，赞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1951年6月，他终于完成了《杜甫传》的写作，毛泽东称赞这部传记乃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以“人民的需要”为旨归，冯至重新发现了杜甫的为人为文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独树高标的原因。冯至认为，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后世视为“诗史”，是因为“杜甫的诗反映现实，能够这样深刻，主要是因为他观察事物，一切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杜甫之所以在困厄之中仍能保持深刻的乐观精神与从不逃避的坚毅品格，在冯至看来恰是因为，“这种乐观精神是从他经历的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疾苦和个人的悲剧里锻炼出来的，痛苦越深，爱国爱民的感情也就更为真切”（《杜甫传》）。

　　值得注意的是，对杜甫“人民性”的赞美，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冯至的自我期许，描绘社会主义祖国的巨变至此成了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在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诗集《西郊集》中，他从西郊的建设图景中，“看见了祖国从首都到边疆/在千千万万劳动者的手里/转变成幸福的地上天堂”（《我们的西郊》）。他在鞍钢的高炉旁感悟出，“人锻炼钢铁/也被钢铁锻炼/社会主义的新人/不断在这里出现”（《歌唱鞍钢》）。面对勘测队的足迹，他确信“这不过是伟大事业的开端/黄河已经向我们投降”（《勘测队》）。走遍祖国的所见所闻，使他确信“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题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服膺于共产党人坚毅卓绝的决心与人民群众改天换地伟力的冯至，于6月22日，以52岁的“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同路人到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身份转换。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无论面对怎样的现实境遇，冯至始终竭尽所能，为新中国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一方面，他以杜甫研究为切入点，积极推进古代文学遗产的创造性转化，编选了《杜甫诗选》，出版了文艺论文集《诗与遗产》。另一方面，他持续推进德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主持翻译《布莱希特选集》，编写、翻译、出版了《德国文学简史》《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及专著《论歌德》。由于冯至对中德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他先后于1985年、1987年被授予“格林兄弟文学奖”和“大十字勋章”。1993年2月22日，冯至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在遗嘱中，他这样表达了对国家与民族最后的、诚朴的热爱——“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做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吕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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