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渊明与古琴的关系,“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宋书·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晋书·陶潜传》记载基本一致)的旧说,广为人知。后人或以为这是陶渊明名士风度的表现,包含着“大音希声”的哲学思想。苏轼在《渊明无弦琴》中提出异议:“旧说渊明不知音,蓄无弦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妄也。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元代李冶也认为:“何劳弦上声者,谓当时弦索偶不具,因之以为得趣,今观其平生诗文可概见矣。”(《敬斋古今黈》卷七)莫砺锋先生《陶渊明的无弦琴》一文支持苏轼的观点,认为陶诗中既然多写到琴,据陶诗真淳的特点,陶渊明一定是爱好弹琴的。事实上,陶渊明不仅会弹琴,更将古琴置于与书、酒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正是魏晋以来名士风度的一种表现。
现存陶集中涉及古琴的诗文有十一首(篇),如“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表明陶渊明少年时即与古琴结缘。此后不论是遭遇母丧(《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还是辞彭泽令后(《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在不同阶段的生活中,古琴一直陪伴于陶渊明左右。直到临终前夕,他还在《自祭文》中回顾自己“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田园生活。颜延之《陶徵士诔》写渊明于“晨烟暮霭,春煦秋阴”中“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可谓实录。
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说:“东汉中叶以降士大夫多博学能文雅擅术艺之辈”,至魏晋,术艺更成为名士风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古琴而言,尽管音乐一直是世家所重视的教养,汉代也有如司马相如等擅琴之士见于文献记载,但在一般情况下,拥有高超琴技的大多是乐工琴师。除文献记录外,汉代出土的如《东汉抚琴俑》《杂技舞乐画像砖》等文物也可为之佐证。到了魏晋时期,士人逐渐成为超越琴师的重要演奏群体。《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些名士故事,如嵇康临刑索琴奏《广陵散》(《雅量》);谢安见戴安道“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雅量》);王子敬素好琴,得知其死讯后王子猷“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伤逝》),等等。六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三位高士手持乐器,荣启期、嵇康弹琴,阮咸奏阮,也是这一转变的明证。
王谢族中人大多会弹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洎自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可见学习古琴确已成为两晋南朝世家子弟的必修功课。陶渊明自称“少学琴书”,恰可与《晋书·左思传》中记载左思“少学锺、胡书及鼓琴”对看,是时代风气使然。其诗文中往往又有“琴”“书”意象连缀出现的句子,也可与此时有关名士的一些文献记载互参,只不过“书”在文献中有时指书法,而在陶渊明诗文中往往又指书籍。
陶渊明是名士,更是隐士,而魏晋已降古琴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遁世之士的“标配”。古琴在汉代被儒士尊为“八音之首”,并被赋予重要的道德教化功用,如扬雄《琴清英》:“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此后桓谭《新论》、班固《白虎通义》、应劭《风俗通义》等都根据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思想,将古琴阐释成约束道德、建构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魏晋之时,竹林士人以玄学代名教,古琴也一并“越”汉儒乐教,成为个人亲山水、远政教,“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嵇康《琴赋》)的重要乐器,“旷远”“渊静”“放达”“至精”“体清心远”(嵇康《琴赋》)成为古琴与琴人共同拥有的美德。最能体现这类美德的人群当然是隐士,这一时期琴史上最杰出的琴家嵇康、戴逵父子、宗炳恰恰都是隐士。《续晋阳秋》载:“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颙兄弟子继父业(《宋书·戴颙传》),宗炳“好山水,爱远游”(《宋书·宗少文传》)。宋太祖曾几次召颙、炳二人为官,皆不就。《宗少文传》又载:“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戴颙、宗炳及炳外弟是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宗炳还曾参加庐山慧远的白莲社,与陶渊明相距不远。虽然史集不见二人交往记载,但其风度却是共通的。不仅如此,陶渊明在《祭从弟敬远》中也写到他的这位从弟过着“晨采上药,夕闲素琴”的隐逸生活。
陶渊明对古琴的爱好彰显着他的隐士风度,既与其时名士一脉相承,又有着独特的超越性。在诗文中他以古琴抒发寄身事外之怀,也借歌咏琴士表达耿介守节之志。后者如《咏贫士七首》其三:“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拟古九首》其五“东方有一士”等。这两首诗都写于元嘉年间,通常被认为是陶渊明于易代之际的自咏(参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特别是后一首诗,拟左思等人《招隐》诗,中间细述了隐士为“我”弹琴的情境:“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李善注引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故曰《别鹤操》。”《孤鸾》琴旨虽不见于文献,但亦应与《别鹤》相似。诗人显然是借书写男女之情的琴曲宛诉易代之忧愤,明其不移之志节。苏轼《东坡题跋》卷二:“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自拟其平生固穷守节之志”,都是确论。
陶渊明对古琴的态度及其书写似乎深受嵇康感召,“荣启期”和《别鹤》都曾在嵇康《琴赋》里出现,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十一“离鹍鸣清池”更直接化用《琴赋》“嘤若离鹍鸣清池”之句。嵇康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他的这一未能实现的志愿终于在百年后的陶渊明这里得到了实现。《归去来兮辞》:“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杂诗十二》其四:“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我有旨酒,与汝乐之”……这些句子似乎都在与《绝交书》遥相呼应。嵇康于魏晋之交持“自然论”以示对司马氏的反抗,陶渊明则于归隐后顺利度过晋宋的王朝改易,保全性命于乱世。
除此之外,陶渊明更有一种独属于他的风度,这就是他能将古琴与躬耕和谐融贯于田园生活中。“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劝农》)在世人眼中古琴超旷,躬耕形劳;古琴高雅,躬耕粗鄙。无论是耽名教的儒士,还是任自然的名士,都认为二者不能兼容,所以陶渊明以前古琴与躬耕绝不出现在同一诗文中。陶渊明则不然,“载弹载咏,爰得我娱。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兮辞》)“载耘载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都是既乐琴书,又履田园,真正践行着《庄子·齐物论》所说的“道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寓诸雍”。这正是陶渊明的魅力所在,也表明他是真正的达者。(解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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