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书香门第中祖孙皆为官十分寻常,但两人先后在同一地为官且都留下清名却不常见。
四百多年前,姚如松、姚诚立祖孙从老家山西先后来到陕西洋县为官,接力书写了一段勤政爱民的官场佳话。
姚如松是明嘉靖年间的一名岁贡生。明代从地方学校推荐进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贡生,贡生种类颇多,有常规的岁贡,也有逢国家发生喜事而特别在岁贡之外加开的恩贡等。著有《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生也只是岁贡生。
嘉靖十八年(1539),姚如松到洋县担任县丞一职。县丞仅次于县令或知县,是县里的“二把手”。史书中对姚如松不吝赞美,称他在洋县任职期间“黎庶饱食,民心悦服”。
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要确保丰收,就要抵御旱涝灾害,这就必须兴修水利。在陕南民间,有“一君命,二堰命;军务事大,堰务事大”的说法。在任的十一年里,姚如松相继辅佐了五任县令。除了料理县衙的事务外,他尤其重视对水利工程的筹划。
县里的溢水堰紧邻山崖,每当遇到山洪,就容易被冲毁。嘉靖中期,姚如松组织当地见多识广的老人实地勘察,听取他们的意见,寻求改善堰坝的方法。他事必躬亲,画了三十余张施工图。在姚如松的主持规划下,科学实用的溢水三堰修筑而成。《汉南续修郡志》中记载,溢水三堰累计灌溉良田两千四百余亩。
后来,姚如松因政绩优秀升任甘肃通渭县令,洋县百姓“夹道送别,为之泣下”。
姚如松之后,经过一代代人的维修加固,溢水堰相沿不废,恩泽黎民。一代代洋县百姓对这座堰坝的记忆,除了有鱼肥、稻香,也有对姚如松的感念。
在泣别姚如松半个世纪后,洋县迎来了一位名叫姚诚立的新知县。《洋县县志》中这样记载他上任时的情景,当县民得知姚诚立就是姚如松之孙,百位已经白头的父老拄着拐杖去迎接他,姚诚立见到此情此景,感激涕零。
这一幕必将长久留存在这位新知县的记忆中,祖父的业绩给了他莫大的荣耀,也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要对得起祖父,更要对得起一县百姓的期待。
和祖父一样,姚诚立也把修堰作为“一号工程”。
当他得知土门堰常因贾峪河水冲决,渠道淤积,稻田无水灌溉时,忧心忡忡前往现场察看。为长远打算,姚诚立确定了加固堤堰的施工方案,并把自己的俸银捐出来用作修堰经费。堰成之日,“诸父老欢呼踊跃”。往后数年间,洋县谷丰足,仓廪实,既庶且富。
庶,即人口多;富,即生活好。《论语》中记载,孔子到卫国,冉有为他驾车,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教之。”姚诚立治理洋县,正是遵循这样的步骤。
在洋县洋州九年制学校门口,镶嵌着一通石碑,上书“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这里是洋县文庙旧址,这通下马碑可以说是进士出身的姚诚立在洋县崇文重教的见证。
到任不久,姚诚立就在县文庙创建了一座尊经阁,用来珍藏朝廷颁赐的典章书籍。姚诚立还亲自撰写了《洋民家训》等,交由乡里贤达传诵。
姚诚立虽然在洋县工作仅五年,却让原本“好气勇”“信鬼巫”“性拙朴”的洋县“风物为之一变,守礼让而重廉耻,崇耕读而弃陋俗,物阜民丰,文教昌盛,如汉上大郡矣”。
离开洋县时,姚诚立不扰军民,天还没亮就离开了。
我们的传统认为“有功烈于民者”应该被纪念。洋县百姓修建了一座继美亭,用来感念姚如松、姚诚立祖孙二人的美政。
继美亭落成后的三百余年间,前来此处缅怀二人功绩者络绎不绝。虽然近代亭子毁于战火,但很快就由当地人捐银修缮如初。民意是朴素而简单的,如姚氏祖孙一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者,自然有着穿越时空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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