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瑞麟在学术上尊崇朱子学,他教育学生首先读他自编的《养蒙书》,接下来读《小学》《近思录》,再之后是“四书”。这是苏州吴江区图书馆藏明刻本《近思录》书影。 图片来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
贺瑞麟一生编纂了许多著作,在家训读物方面有《诲儿编》等,他还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与搜集,这是他编纂的《原献诗录》,收录了76位作者的几百首诗歌。资料图片
在清末,陕西有一位商人家庭出身的学者,不仅持志守道,设立书院,收徒授业,传播关学,宣扬义理,而且对家族从商子弟,进行针对性教育,确立家规,时常训导,以防冲破为人的底线,这位学者就是关学大师贺瑞麟。
教育学生要有“四心”,追求善与仁
贺瑞麟(1824—1893),原名贺均,字角生,号复斋,清代西安府三原县(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人。他早年求学于宏道书院,后拜陕西名儒李元春为师,研习程朱理学和张载关学,学养丰厚,儒业精湛。
在两次参加乡试受挫后,他毅然决定放弃科举,专心治学,教育学生,以正人心、匡风俗。他曾与友人同游当地清川(今名清河),坐石濯足,见山水清明,风景甚好,写了一首诗:“坐石看山日夕曛,粼粼清泚玉生纹。临流一洗尘中足,要踏群峰顶上云”,表现了他立志改变世俗风气的抱负。
贺瑞麟先后主持当地学古书院、清麓精舍和正谊书院,亲拟书院章程、学规,管理十分严格,每天晨读、会讲、吃饭、温习等,都有规定。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关中地区,自北宋张载以来,还没有第二人。
他讲学以“正谊明道”为宗旨,反对八股文和功名利禄的思想,要求学生“学以知道为本”,读书“以不失为人之道”。他教育弟子要具有“四心”——“细心读书以察理,专心持志以居敬,诚心克己以改过,虚心从善以辅仁。此四言者,守之勿失,则亦庶乎有进矣。”也就是说,细心读书是为了明察事理,专心持志是为了恭谨敬业,诚心克己是为了改正过错,虚心从善是为了形成仁德。这四句话,只要能努力做到而不要松懈,就能有所进步。这是贺瑞麟个人治学和修身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弟子的基本要求和殷切期望。
告诫家人以俭朴为主,做个好人
贺瑞麟不仅对弟子提出“四心”的期望,而且还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提出商人家庭的守身家训。
贺瑞麟的父亲贺含章有五个儿子,贺瑞麟年纪最小。贺含章弱冠时,曾参加童试,没有考中,由于家境贫寒,无法再支持他继续读书,遂“弃儒而贾”,常到湖北、浙江、江苏一带经商。
贺含章为人“坦直而忠厚”,在贺瑞麟编纂的《三原县新志》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贺含章与一个崔姓商人一同到外地经商,崔某盗走别人千金逃跑,贺含章因与之同行而遭到怀疑,过了几天,怀疑者在一方砚台下发现了崔某手书一封,说盗金一事与贺含章无关,贺含章的嫌疑被解除,他事后思考,认为自己对性情急躁又喜欢酗酒的崔某忠厚,不与他计较,而崔某亦能体会到这一点,故不愿连累贺含章。
受贺含章的影响,贺瑞麟的兄长和侄子多经商做生意。四位兄长常年在外,将子女交由贺瑞麟进行教育。贺瑞麟的儿子未及成年都夭亡了,所以他对几个侄子倾心相待。但他们多不喜读书,愿意经商,贺瑞麟十分忧心。他选取前人“蒙以养正”的事例,编成《养蒙书》,作为书院学生教育和家庭子侄教育的读物;他选取先贤训子名篇,汇集成《诲儿编》一书,以教育侄子;他根据明代以来广为流传的女子蒙学读物改编成《女儿经》,用以教育女儿,并作为家族女子出嫁时的礼物。他还经常给侄子们写信,教育他们守身存心、做人处世的道理。
贺瑞麟二哥长子贺伯镕十五岁时就随四叔到江南做生意,荒废了学业。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江南局势混乱,他又转到四川经商。贺瑞麟担心他误入歧途,于1856年给贺伯镕写了一封信,告诫侄子不可因从商失去做人的本分。
贺瑞麟说,世人终年劳劳碌碌,“不过为吃好穿好,快此生之欲耳”,但要在闲暇时,“读几句正书,识得为人道理”。那么,商人的为人道理是什么?他说:“贾事吾不知,亦须有个道理,守身总以俭朴为主,存心总以诚实为主,做事总以谨慎为主,接人总以谦下为主。”这就是贺瑞麟提出的生意人的为人底线,也是贺瑞麟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家训。
贺瑞麟针对侄子经商的情况,没有提出像书院学生那样的“四心”要求,没有提出“察理、居敬、改过、辅仁”的高标准,而是以“俭朴、诚实、谨慎、谦下”等做人的基本品行相要求。这些做人必须具有的品行,不论是经商、务农、读书、做官,都应坚守,而不能奢侈、欺诈、狂傲、自大和唯利是图。
贺瑞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吸食和贩卖鸦片的情况。贺瑞麟严肃地说:“更有宜戒者,如今世所谓洋烟,万不可染此习气,一入其中便是坏了心术、丧了人品、犯了王法、败了家风。”他明确指出,吸食和贩卖鸦片即使做生意时逢场作戏也不行,更不能以此致富。如果生意不成空手而归,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如果以此致富,害了别人,富了自己,那还是个人吗?他告诫侄子“自古终是正道可行”,“若行为不是,饶多财,成个甚人”!
贺瑞麟大哥没有儿子,二哥的长子贺伯镕就是全家长子,传承家风的责任比其他家庭成员都更大,所以贺瑞麟不惜笔墨,谆谆教诲,再三告诫他,不能两眼只看着钱,爱钱如命,见利忘义,追求奢侈的生活,而应该坚持“守身、存心、做事、接人”的底线,做个好人。
贺瑞麟说,“莫学世人睁着两只眼只看银钱是好”,如果做生意挣了钱,追求锦衣美食,就会渐渐骄纵奢侈,唯利是图,从而败坏家风,被他人耻笑。他特别告诫贺伯镕将来“有承家之责,苟不学个好人,上不足以事祖宗,下不足以教子弟,更成甚人家?”他希望贺伯镕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率家众成好规矩”,不要因商废学,不要贪分外之财:“汝生居长,不可不深思自省,汝诸父都惟汝是望,千千言万万语只是要汝学个好人。”
“学做好人”是贺瑞麟对子侄的基本期望。贺伯镕也能够遵守叔父的教诲,走正道,做好人,一直在四川经商,后来卒于成都。
贺瑞麟三兄之子贺伯鍼、四兄之子贺伯镒都不喜读书,想经商挣钱。贺瑞麟虽有些失望,但仍根据两人实际,加以劝导,要求他们“粗识义理,守身保家,不失乡里好人足矣”,也没有提出更高要求。贺伯镒后来设立门面经商,贺瑞麟又教育他“当知自谋,勿与人争利”。
贺瑞麟对侄子的教育,着眼实际,切中时弊,情真意切,主要是避免他们踩踏做人的底线,体现了关学“敦本尚实、崇真践履”优良传统。
倡导君子之教,淳风化俗
贺瑞麟具有明确的家教家训意识,认识到家庭作为人生第一个课堂的重要作用。在应邀为他人撰写的《家训节抄》作序时,他将家庭教育分为“世俗之教”和“君子之教”。
他说:“人莫不爱其子,即莫不教其子。然世俗之教子也,多出于私溺之情,其为之谋衣食、计安乐者无论已。”如此教育子弟,其目标不外乎追求科第、爵禄、功名而已,对道德教育和为人之道则不予提及。这样一来,所谓杰出人才、淳厚风俗怎么能够出现、形成呢!
“君子之教子则不然,盖惟立志敦品读书明理,以至修业济时之是务。”这种教育取向,对日常行为,如动静、语默、出入、起居等细微之事,都有要求,勉以诚敬,禁其粗浮。而对于科举、功名等,并不十分看重,也不是十分急迫的事。
这些话集中体现了贺瑞麟的家教思想。而他对侄子的教育虽要求不高,但也属于立志敦品、读书明理、修业济时的“君子之教”的范畴,这与他的“正谊明道”的书院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贺瑞麟是一代关学大师,名声远扬,陕西省内外弟子数以万计,但其家族却以商贾为主,所以其家训和家庭教育很有自己的特色。贺瑞麟要求学生“细心读书,专心持志,诚心克己,虚心从善”,从而达到“察理、居敬、改过、辅仁”的目的,但他并没有以此要求自己的侄子。他根据侄子经商的实际,从“守身、存心、做事、接人”开始,提出“俭朴、诚实、谨慎、谦下”的基本要求,形成了商人守身的家训,进可追求更高理想,退可守身保家,体现了“君子之教”的追求。他一再强调经商不能坏了良心,丧了人品,犯了王法,败了家风,要走正道,做好人,就是为了防止商人追逐金钱和物质利益而丧失做人底线。
今天我们在读到贺瑞麟这些家训和家教的篇章时,依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对我们开展家训家规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作者: 张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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